中國基金業協會黨委書記、會長洪磊昨日在“私募
資產管理百人論壇”上表示，私募資管行業存在信托與委托關系不清晰、投融資功能不清晰等問題，應當從法律、監管、市場三個層面著力，系統化解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缺陷。他同時指出，將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深化行業改革三項任務統籌謀劃，落實到位，在恪守行業本質中創新發展，是資管行業發展轉型的必由之路。
基金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截至9月10日，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總規模達到54.09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4.9%。
細分來看，公募基金規模11.20萬億元，較2016年底增長22.3%。私募證券和私募股權基金規模10.25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31.2%。證券基金期貨公司及其子公司私募資管業務發生較大調整，其中券商資管業務規模17.67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3.8%；基金公司專戶規模6.53萬億元，較去年底增長2.7%；基金子公司專戶規模8.22萬億元，較去年底減少24.7%；期貨公司資管業務規模2155億元，較去年底減少24.3%。
洪磊表示，2016年以來多個領域從嚴監管政策初見成效的同時，也帶來存量調整，并產生新的壓力。如被動調整導致部分資管產品流動性風險加大、資金成本抬升導致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融資難加劇等；監管套利、資金空轉、基礎資產不透明、受托責任與風險管理責任不清晰等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行業發展轉型任重道遠。
他認為，私募資管行業問題的根源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信托與委托關系不清晰，部分行業實踐脫離了信托關系的有效約束。在實踐中，部分私募資管活動以合同約束代替信托約束，僅履行合同事先約定的責任而未履行信托義務要求的持續性責任，是行業亂象頻生的重要原因。
二是投資功能與融資功能不清晰，監管重心與實踐不匹配。資產管理監管的重心是資金的獲取與運用，實踐中，很多基于單一項目融資需求以資產管理的形式存在，基礎資產的信用狀況、收益能力及基礎資產轉化為可投資標的過程中的信息披露等融資端的監管超出了資產管理的監管范圍。當資產管理“兼營”投資與融資活動時，必然產生監管空白和套利，從而增加金融系統性風險。
三是市場化信用機制不健全，“信用依附”削弱“風險自擔”的投資文化。實踐中，交易對手的選擇、交易機制、風險定價等行為仍過多地基于“牌照信用”、股東信用，甚至國家信用建立行為規則，個體信用約束嚴重不足。在資金端表現為“剛性兌付”產品從銀行延伸至信托、資管，在資產端表現為對基礎資產缺少正確的風險定價，“風險自擔”約束達不到實效。
洪磊表示，上述三方面問題往往交織在一起，既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帶來系統性風險隱患，也模糊了功能監管的邊界，使監管協調變得更加復雜、低效。解決上述問題應當從法律、監管、市場三個層面著力，系統化解市場制度與市場行為不匹配的缺陷。
從法律層面看，他認為，應當修訂完善證券法、基金法、信托法，充分發揮特別法的專業價值，將各類資產管理納入統一規范，根據本質特征確立各類資管活動的法律屬性、活動邊界與行為規范，為行業統一監管奠定法理基礎。
從監管層面看，要充分發揮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統籌決策與協調職能，統一資產管理的上位法要求，實現功能監管。要基于信托法和基金法完善監管規則，嚴格區分合同行為和信托行為的不同要求，明確資金信托活動的邊界和具體規則。要從投資者、資產管理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的需求和市場功能出發，為資產管理有機生長打開制度空間。
例如，設立大類資產配置牌照，為銀行等有資金匯聚優勢和配置需求的機構提供信托管理新渠道。按信托管理的要求，根據投資者風險特征和期限特征，將短期理財轉化為有長期優勢的大類資產配置，既有效打破剛性兌付，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也更好地滿足了投資者的真實需求，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更多長期資本，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良性循環。
從市場層面看，要推動現代化行業治理體系，建立市場化信用體系與信用文化。要以個體信用的積累、運用為基礎，逐步推動個體信用在市場博弈競爭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打破市場與監管博弈和監管套利的怪圈，推動市場主體回歸行業本質，重視自身功能價值和內部治理，以信用立身，以持續的專業性和真正有價值的創新推動行業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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