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滴滴醫生”能否玩轉電召模式

近日，阿里健康、滴滴出行、手術預約O2O平臺“名醫主刀”聯手醫療機構發起“滴滴醫生”公益活動。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4個城市,用戶可通過“滴滴出行”App端呼叫“滴滴醫生”,距離最近的“滴滴醫生”將第一時間上門問診。據統計,兩天內四城市共計2000多人次呼叫醫生,最終上門提供問診服務的有40多單。號稱目標為“盤活現有醫療資源”的這一新診療模式,在業內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

“滴滴醫生”是“滴滴打車”電召模式在醫療領域的運用。盡管當前“滴滴打車”仍存一些爭議，但不可否認，它實現了乘客與出租車最直接的信息交流、最高效的資源利用，對破解“出行難”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醫療與出行具有不少共同之處，比如都具有資源緊缺性，服務方都與服務對象之間存在信息溝通不暢等問題，資源的分配與利用，也都存在浪費與透支并存現象。既然存在如此多的相同之處，借電召模式來破解醫療難題就成為一種可能。

從理論上講，“滴滴打車”的成功經驗，應該可以復制到醫療領域。但要看到，兩者相同的只是外在表現，因而可借鑒的或許只有外在形式。但各自的情況有所不同，有些還存大巨大的差異，比如“看病難”和“打車難”的成因不同、所處的社會環境不同、所面臨的困難不同，破解之策自然也無法照搬。因此認為，“滴滴打車”的外在形式固然可以借用，但在內容即具體的做法上，只能遵循醫療規律、結合醫療的特殊性來辦事。就目前之言，“滴滴醫生”離我們還有很遠的距離，想要縮短這一距離，首先必須克服一些瓶頸。

其一是法律瓶頸。當前的一些法律不利于開展電召醫生服務。今天4月，南京一名護士在網上發貼，希望利用業余時間，實現幫人上門輸液掛水的夢想。但衛生部門叫停了她的行為，因為法律法規要求，除非急救、義診等情況，醫護人員的診療行為必須在醫療機構內進行。“滴滴醫生”若屬急救、義診，就象此次試行時定位為公益活動一樣，上門服務尚不存在爭議，一旦存在收費行為，或者屬于日常診療，就可能觸及相關法律的紅線。問題是，“滴滴醫生”不會局限于公益活動，也不應與120同化且只針對急救，那么，“滴滴醫生”的存在，就面臨著一個法律難題。

其二是人才瓶頸。當前的診療模式固然存在不合理，但讓優秀的醫生集中于醫院，讓患者去找醫生看病，盡管患者來回很折騰，但不可否認，這樣的模式更能節約醫生的時間，更能發揮現有緊缺人才的作用。假如讓醫生在街上等患者，其處于閑置狀態的時間無疑更長，這與電召出租車出現之后的空載率減少不同，增加醫生電召服務，反而可能浪費資源。假如不克服人才瓶頸，或者不改變患者只找名醫看病的習慣，“滴滴醫生”在方便一部分患者的同時，總體上的看病難可能反而加劇。

法律瓶頸可通過修法、通過變通和限制服務范圍、延伸簽約服務等方式來突破;人才瓶頸可以通過實施分級診療、理順診治秩序，讓更多優秀的醫生能夠閑下來等方式突破，也可以立足社會培養出專業的“滴滴醫生”，專門從事電召服務。總之，在互聯網醫療發展迅猛的當下，“滴滴醫生”的發展前景值得期待，假如這些問題得以破解，“滴滴醫生”成功復制了電召模式，在家看名醫真不是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