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科技的興起為眾多行業和領域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為了應對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態勢，美國《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提出了政府資助人工智能研發的具體七項戰略計劃，白宮又緊接著發布了《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就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對就業和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闡述，力圖解釋人工智能發展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問題和必然性。
與此同期，中國國務院于2017年7月8日印發《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下文簡稱《規劃》)，指出人工智能已成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針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面臨的機遇挑戰，政府從科研、應用、保障政策等角度為人工智能發展做出體系化的整體布局，提出全面增強科技創新基礎能力、全面拓展重點領域應用深度廣度、全面提升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應用智能化水平的發展任務。
對比中美兩國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文本，可以發現其中存在的差異。
1.戰略文本內容的視域差異
在文本內容層面，中美兩國有著較為顯著的差異。首先，我國《規劃》主要從技術研發、產業應用、政府政策保障等方面做出部署，可以認為其重在指明技術發展對行業帶來的經濟影響;而美國戰略則對人工智能對社會可能帶來的風險進行了充分討論，并且有針對性地發布了配套文件，就政府資助研發和就業保障兩個問題進行重點規劃。
其次，美國戰略文本對網絡與系統安全問題，包括系統的可追責性和決策的透明性等問題投入較大篇幅進行論述，而我國《規劃》對相關問題著墨較少。
再次，美國戰略文本提出的政府公開機器學習數據庫并制定數據標準等問題，在我國《規劃》中并無言詞體現，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應對數據公開、數據孤島等命題而言具有較高的現實意義。
總體而言，應當指出中美人工智能戰略對AI廣闊應用前景的頂層研判、技術研發的長期投入、AI人才的培養、制定政策標準等保障體系建設有著基本趨同的認識。當然，美國戰略相較更為關注人工智能相關風險而且涉及的層面較為豐富，而我國《規劃》整體而言則更強調技術的落地應用，有關風險、安全的表述相對而言篇幅較小。
2.發展任務與目標的布局差異
我國《規劃》提出了六項重點任務，從技術科研立項到培育高端高效的智能經濟再到建設安全便捷的智能社會，還包括加強人工智能在軍事領域的應用，可以說應用與落地是我國人工智能未來發展的重心所在。而美國則側重從研發與從業者的培養，公平、安全與治理，就業風險保障等方面進行部署。
我國的現階段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注重技術的應用，目標側重是推動經濟發展。而美國則在現階段試圖著力技術研發和完善保障體系，反映其在提速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同時，對可能伴生的風險給予了特別的關注。
3.對政府及科技企業的定位差異
我國《規劃》明文指出，在技術路線選擇和產品標準方面，企業將發揮主體作用，認可市場在人工智能發展進程中的主導作用，科研立項也提倡以企業為主體推進，同時明確提出對科技企業采取稅收減免等措施進行扶助。
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我國《規劃》是為企業賦能的政策安排，從文本來看政府很大程度上將人工智能發展的主動權交給了市場和企業。
而美國方面則更注重由聯邦政府主導的人工智能發展路線，主張由市場主導無法完全完成發展目標，無論是從科研投入，還是就業保障方面，都突出了政府的主導地位。
從當下發展態勢來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對我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提升潛力抱以樂觀態度。
龐大的人口基數產生的海量數據正是培育人工智能系統的前提條件，當然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國和美國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后者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更加完善和活躍，其創業公司數量也遠超我國，我們需要特別關切的問題包括核心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人工智能應用意識還不深入，以及缺乏完善的數據生態系統等。
誠如我國《規劃》指出，發展人工智能要以釘釘子的精神，一張藍圖干到底。從深層出發，我國在著力提升市場活躍度的同時，也可持續關注美國針對人工智能可能引發的社會變革以及對相關風險采取的審慎舉措。在后續工作中進一步補充完善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其他配套文件和措施，不斷改進政策保障體系，對可能引發的各類風險因素及早做出科學的防控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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