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了如何使智能制造和精益生產緊密結合，其實說到底精益生產主要就是提高生產效率，本文就來看看勞動生產效率是如何促進我國經濟轉型的。我國正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接續的關鍵時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提升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能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重構國家競爭優勢。由此，落實并全力發揮好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根基性保障作用，成為當下一個極為迫切的問題。
生產效率如何促進我國經濟轉型
國家統計局稍早時發布的一份報告引發了社會各方的強烈關注：去年我國單位勞動產出7318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87美元，與美國的98990美元相比，差距更大。收入的差距源于勞動生產率，去年我國勞動生產率水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是美國的7.4%。
勞動生產率指的是全要素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長，通常叫作技術進步率，系新古典學派經濟增長理論中用來衡量純技術進步在生產中的作用的指標。從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差距確實還很大，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進一步提高的空間巨大。
盡管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回落是市場共識，但潛在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是資本、勞動力還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眾說不一。
央行有關的研究數據顯示，從1992年到2014年，盡管我國經濟實現了連續高增長，但增長的源泉并不一致，而資本存量一直是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而勞動力和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則變化不一。1992年至1997年，除了資本存量的貢獻外，勞動力增長對經濟增速的貢獻維持在較高水平，這與這一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相對應。1992年至2014年，資本存量對潛在增速的貢獻率呈現明顯的逐步攀升態勢，2011年之后尤為突出;與此相對應的是，全要素生產率對潛在增速的貢獻率則從2007年開始逐步下行，反映了中國經濟的整體效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惡化。
近年來決策層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了清醒的認識，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立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今年的主要任務。
從供給端看，資本存量一直是經濟增長動力的主要來源。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攀升，而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下行，體現了中國經濟整體運行效率的惡化。從這一意義看，未來中國的潛在增速提升，一方面，不應忽視資本存量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則應更多著眼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提高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生產效率的提高;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實現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現為在生產要素投入之外，通過體制優化、規模效應、組織管理改善等無形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可以說國內近年提出的相關建議政策不少，但依賴于技術進步手段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在勞動力供給減少的情況下，依賴于土地和資本的傳統模式已是緣木求魚。
技術創新并非孤立的生產要素，而是內生于機器大工業生產體系。從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看，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出現去工業化和產業“空心化”現象，產業結構高度服務化，固定資本投資規模嚴重萎縮，盡管技術創新能力依然存在，但是新技術卻無法靠固定資本投入轉化為先進的生產裝備，無法與勞動者相結合形成現實的生產力，經濟不斷下滑甚至停滯。
再次，全要素生產率范疇將技術創新與組織和制度的關系割裂開來，忽視了組織和制度對效率提升的重大影響。合理的社會生產關系、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科學的企業治理和科學秩序有助企業將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有機結合，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可見，制度因素對于經濟增長的路徑解釋更為真實。
依據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互動的穩定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但制度穩定同樣處于變遷的狀態。而對于當代各國的經濟發展而言，特定的制度約束有著特定的經濟發展模型。第三世界國家之所以持續陷入貧困與發展的矛盾中，主要根源在于有制度約束界定下，大部分機會都對具有再分配性質的活動有利，而對生產性活動不利，這導致了壟斷，限制了機會而不是擴大機會，這種制度框架下發展起來的組織將會越來越有效率，但極少誘發提高生產力能力的教育投資，這種效率越發使得社會缺乏生產性。
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路徑來看，可以明顯分為英荷體系和葡萄牙西班牙體系，制度選擇的烙印非常顯著。西班牙、葡萄牙及原來的殖民地繼承了葡西兩國的政治經濟等系列制度，經濟發展陷入了一種制度困境，英荷體系因從制度上較好地落實了產權，發展制約瓶頸較小，順利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當前，世界經濟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我國正處在新舊產業和發展動能交替接續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在這一階段，多種有別于以往的發展新特征越來越明顯。數量型擴張的經濟模式已難以支撐如此龐大的經濟體量實現高速增長，特別是隨著人口紅利消退、生產要素成本上升、要素配置效率、全要素生產率以及潛在增長率下降，我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提升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能力，擺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風險，重構國家競爭優勢。由此，落實并全力發揮好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根基性保障作用，成為當下一個極為迫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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